北京大学历史系刘祖熙教授负责的“八五”规划重点项目的最终成果是专著《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这项成果认为,东欧剧变的原因不应当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中去寻找,而应从不符合东欧国家国情的苏联模式中去寻找。战后东欧历次危机无不由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党的决策失误以及领导人主观主义、唯意志论所引起。东欧剧变有苏联背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对东欧剧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项成果从四个方面进一步分析了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一、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东欧国家除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外,普遍经济欠发达,人民生活水平低。对这些国家来说,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顺序安排经济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但东欧国家领导人却不重视农业,而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普遍规律,造成国民经济畸形发展和生产力萎缩,拉大了东欧国家同发达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他们搞的实际上是“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生活长期处于低水平,显示不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民就会丧失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
二、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探索符合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决不能超越历史的发展阶段。季米特洛夫、铁托、、哥穆尔卡、哥特瓦尔德等东欧共产党领导人,根据东欧国家历史传统、民族特点和战争中形成的反法西斯民族统一战线,曾提出通过人民民主模式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模式在经济方面是社会主义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组成的混合经济;在政治方面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在工业化的方针上是采取渐进、缓慢的方式,反对用损害农民利益或降低人民消费水平来发展重工业。1944—1947年人民民主模式的试验在恢复发展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收到明显效果。
但是,随着冷战开始,苏联加强了对东欧的控制。东欧共产党在推行苏联模式时,照搬超越阶段的社会发展理论,在1960年宣布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基础”,接着在60—70年代又提出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任务,把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准。这种做法超越了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的觉悟水平,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
三、改革必须以本国具体情况为依据,改革的目标模式必须与本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持续了30多年的东欧改革,在80年代全面铺开,由于内部原因和外部干涉以失败而告终。东欧改革是在旧经济模式积重难返的环境下进行的,难度大,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在旧模式框架内作些修补就能奏效。但主持改革的东欧国家领导人囿于传统观念,不敢突破旧模式框架,没有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他们没有触动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反而急于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使经济生活国家化,企业无法真正成为商品生产者和市场主体。
四、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保持党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密切联系。实践证明,东欧各国共产党在解放初期制定的通过人民民主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但从1948年起,他们接受苏联模式,从而走上“左”倾教条主义道路。80年代末,他们慑于国内反对派和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战略的压力,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把建立“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东欧共产党长期存在宗派斗争,没有实现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统一。不少领导人破坏民主集中制,压制批评,纵容个人崇拜,独断专行,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残酷斗争。结果,反对派利用经济困难和人民的不满情绪,乘机夺取了政权。